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北京国际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既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

    下了车，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也没人接。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看着计价器一个劲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