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越开战。3月底，我与班上两位同学随铁道兵文工团南下广西劳军，演员表演，我们给军人画像。其时战事已近尾声，除了公路上源源撤回的军车给南国的春雨红土溅得满车泥浆，不见丝毫战争的惨状。那天吃过午饭，我们所在的营盘有小兵领进一对自称从长沙赶来的中年夫妇，领到连长面前，那母亲，也就是天下所有母亲的样子吧，父亲的模样是在地方干部与厂矿职工之间。两位里巷平民忽然出现在兵营，十分注目，他们环顾众人，羞惭惶惑，然而涎脸笑着，轮番解释来意，说是孩子一个多月没给家写信了，不放心，特地赶来问问看。

    我想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了——父母又何尝不明白，只是人对死的消息总不肯当即死心吧——士兵各自走避，又渐渐围拢，显然他们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战友；勤务兵端茶递水，就是不敢正眼看那对夫妇。连长到底岁数大些，又是领导，他给那父亲递过烟，点上，挺自然地强笑着，用一种混杂部队官腔和地方家常话的语调寒暄着。

    其时我正给战士画像。待我歇手，周围一片静默。那父亲看着地面，沉吟着，抖着腿，很有姿势地举着烟，相当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