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姑娘都会绣上那么一个荷包，不过，我是绣了。

    那时我15岁，每天都到一家军医院上班，医院成了我的前线。我有按我的身高缝的白大褂，有自己的头巾，我把它按当时时兴的样式，模仿着娜佳护士缠在头上。说起护士娜佳，她有一对黑色的睫毛和黑色的眼睛，就像来我们医院演出的一位女歌手在歌中唱的那样：“火车疾驶而去，铁轨轰隆声息，心上的朋友走了，也许，再无归期。那黑色的睫毛、黑色的眼睛忍着悲伤默默地送他远去……”那时，演员们常来我们医院演出。医院里有个不错的舞台，甚至有不大的木雕楼座的礼堂，它从前是一所学校的。

    我不喜欢演员们演唱这首歌。不是歌本身我不喜欢，坦率地说，是听到这首歌，礼堂里所有的人都会想到娜佳，科利亚·阿斯塔什金也不例外。

    科利亚的伤病已初愈。他是个飞行员，也是我们医院里惟一的飞行员。他是在叶尔尼亚市附近被德国人打下的，他如今身体已基本复原，每天都在等待着出院，回到自己的飞行部队去。

    每当演员们来演出时，他总要为娜佳占个座位，如果哪一天娜佳不上班，他就为我占。

    科利亚·阿斯塔什金的一只手负了伤，疼痛得不能鼓掌，到鼓掌时，他总对我说：“来呀，伸出手来。”于是我们手掌对手掌地鼓掌。他有一副勇敢开朗的脸，就像一个飞行员该有的那样。

    他刚满20岁，却把我当成小姑娘，而娜佳又把科利亚看做是小男孩，因为她2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