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情人节，我在中关村礼堂做讲座。我讲到激情处，一个男生羞涩地走上台，送给我一朵玫瑰。

    同学们热烈地鼓掌。这给寂寞的我带来春风般的温暖。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学生的玫瑰，这珍贵的第一次，却来自一个男生!我更希望是一个女孩……”学生们哄堂大笑，我又接着开讲。笑声中，那个身材单薄、面色苍白的瘦削男生姓甚名谁，也就无从理会了。

    这朵情人节的玫瑰，在我眼前飘动了很久，在我心里散发着持久的馨香。但那个男生是谁，后来去了哪里，他的命运如何，我却无从想象。就像急流里的一朵浪花，他在我眼前匆匆打了一个旋涡，又匆匆地流向人生的远方，奔往命运的大海，直到命运把他再次带到我面前。

    1999年夏天，美国签证的旺季，我开设了“美国签证哲学辅导班”，报名者甚众。有几个班几乎达到二百人，主要是那些已被拒签或即将被拒的同学。每年的这个时候，美国签证处窗口总是冤魂遍地，黑云密布；新东方咨询处则灌满学生对签证官的深仇大恨。

    面对这种情况，我虽然总想尽一切办法给这些被拒的同学鼓励、打气、调解、指导，但不免被他们的低落或愤怒情绪搞得非常沮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