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本著名的《我的一生》里，以色列的缔造者之一梅厄夫人描述了一种痛苦——决定给自己的哪个孩子多吃一点食物。

    写回忆录时，尽管已经过去数十年，但梅厄夫人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几乎完整地回想起自己“流着眼泪坐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本应该属于我的一点点麦片粥，喂给妹妹齐凯普吃”。

    这似乎是一种人生常见的痛苦，却又只有在艰难的时局、拮据的生活中才能体验到。对于没有亲历过的人，再怎么描述，大概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它对亲情的创痛。

    最近，在一本中国作者的散文集《走过》里，我再次读到了这十分类似的痛苦。

    1967年，在湖南，作者的父亲被定性为“二十一种人”，被通知要到农村劳动改造。

    所谓二十一种人，包括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等。

    作者的父亲之所以被列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