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青云

    支教是一段沉重的回憶。大二那年我们从贵州乡下回到香港，开总结大会，和出发之前动员大会热烈的气氛相反，大家一直沉默着，有很多不满却不知道该抱怨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哪里错了。我们用了整个学期拉赞助，给远方素不相识的孩子买书、买礼物，用了整个暑假坐着绿皮火车去陌生的地方送知识上门，我们错了吗？

    我们的社团从一开始就以贵州为目标，我作为贵州人，也是因此很早就成为组织者中的一员，我们单纯的想法，是“到最穷、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那时候都刚刚经历高考，是一群在应试教育下长大，也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有自信的人，习惯了每年假期去给母校的学弟、学妹传授学习方法，不觉得支教与此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的确是满怀热情和真诚设计了课堂，只是都没能超越自己的一厢情愿。“他们一定缺英语老师和口语训练吧”“他们一定没发现数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吧”“他们一定会喜欢体验戏剧表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