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想法早就萌生了，只是一拖再拖。去往何处又开始困扰杜甫。到了五十五岁，他仍未洞悉天命，仍未将家安定下来，像不断迁徙的候鸟流离于异乡的天空下，焦虑和沮丧似必然降临的夜色，一再侵袭他。

    他想过带家人去淮南定居，还托一位胡商打听当地米价。这一打听，令他望而却步了，便在夔州又挨过去两个年头。可这地方，并非外乡人的乐土。夔州居于长江瞿塘峡口，山高谷深，地气冷湿，寒风如刀子般凛冽，不是一把中原带来的老骨头扛得住的。病痛伴随衰老接踵而至，五十五岁的杜甫不可阻挡地进入了晚年。连年的颠沛用旧了身体，骨骼僵硬得生出锈迹。眼睛花了，看花看树，均模糊成一个梗概。牙齿脱落大半，咀嚼食物变得困难。自行采集的草药，好比节节败退的小卒，挡不住压境的大军。

    秋天时，弟弟杜观的第三封信辗转捎到杜甫手中，他挪到草屋门前，借着下午的天光，想将字看清晰些。弟弟在信里再次提及让兄长出峡，由夔州顺江南下，或许日后可回长安洛阳。第三封信以及信里提及的地方，制造出一丁点温暖的期许，促使杜甫做了决定。

    公元768年正月中旬，择了一个宜出行的日子。天阴，灰云如铅，风自高崖间横切过来。在白帝城放船，那种木帆船，并不大。一根桅杆竖立船尾，用来升挂布帆。船身部分设舱体，可容纳五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