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和她的先生王文澜共同出了一本书《自行车的日子》(中国文联出版社)。普通的自行车，在倪萍的笔下，在王文澜的镜头里，具有怎样一种独特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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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至今我没有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从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了。七八岁的时候，我个子长得很高，那时我常骑着母亲的那辆大“国防”自行车。我的骑法很帅，也很野。一只脚踩在自行车的脚蹬子上，另一只脚从大梁底下跨过去，身体倾斜着，两条小腿蹬得飞快。我那会儿骑车通常不是为了玩，而是办事。家里没酱油啦，要去买块肉啦，或者打一壶啤酒啦，母亲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喊我，也总是那句话：快去快回。母亲根本不知道，我是骑着她那辆从来不用锁的破自行车，才能快去快回的，而她一直以为我是跑着去的。因为母亲每次见我回来都是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偶尔母亲会说，人家骑车也赶不上我闺女那两条腿，简直就是飞毛腿。直到有一天，我把暖瓶打碎了，把啤酒洒没了，把自行车摔散了，母亲才知道我的速度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摸过自行车。直到上高中的1976年，这是中国发生大事的一年。

    那年，毛主席逝世，学校里选上了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在学校设的灵堂为他老人家守灵。同学来通知我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地震棚里哭泣，我记得母亲反复说，毛主席不在了，天就要塌了。“孩子，你去吧，这是再光荣不过的事了。”母亲在我的书包里塞上了两个馒头、两块炸鱼。走到门口，母亲指着她那辆新的“永久”自行车对我说：“骑车去吧，别耽误了。”人哪，就是这样，你意识上以为自己会的事儿，你真的就会了。我骑上母亲的车，只觉得车座太矮了。十七岁的我已经一米六八了，我一路上晃来晃去，几次要摔倒，那段路还都是上下坡，真难为我了，只觉得过路的人都回头看我。

    那一天，我光荣地为毛主席守了灵，却也惹了祸，我把母亲的自行车弄丢了，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忘锁车了。母亲哭得很伤心，不仅仅是因为毛主席逝世，也因为我把家里最重要的大件儿丢失了，因为是母亲让我骑的，这等于是她自己丢的，母亲的眼睛更红肿了。从那天开始，母亲早上五点半就要准时离开家上班，从我们家到她单位整整七公里。

    又是几年我没有自行车骑了，这段没有自行车的日子里，其实心里一直都在骑着它，也没有一天停止过渴望母亲有一辆新的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直到去济南上学后，我们家经济状况好起来了，母亲又买了一辆“凤凰”车。那年暑假我回青岛，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去永安戏院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青岛演出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

    那年夏天，年轻而瘦长的我带着清秀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