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17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

    我第二天病倒了。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得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两三岁。

    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

    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

    我告诉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