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第十生产队干活儿，地头一个推自行车的社员、我的乡村好友素英对我高喊着：“铁凝，你看看谁来啦!”我向地头望去，见一个身穿红黑方格罩衣的小女孩站在素英身边正对我笑，是我妹妹。这个小学五年级女生，就这么突然地、让人毫无准备地独自乘一百多华里长途汽车，从我们的城市来村里看我了。

    张岳村离县长途汽车站还有八华里，妹妹下了汽车本是决心步行八里独自进村的，路上正巧碰见进城办事的素英，素英便用自行车将她带回了村。

    我走到地头，望着妹妹汗津津的脑门和斜背在身上的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我想这是一个多么胆大的人哪，而我的父母居然能够同意她独自一人出远门。妹妹对我说，没有素英的自行车她也能找到张岳村，她已经听我说过许多遍这村的位置了。妹妹还告诉我，她身上的挎包里都是带给我的好吃的，她要看着我吃好吃的，然后和我玩一天——她说她就是来和我玩儿的。

    我和妹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春节离家回村时，她抱住我不放，坚决要求为我把票退掉。那是我插队之后回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和村里潮湿的凉炕、苦涩的干白菜汤相比，我实在不愿抛开家里的温暖：干净明亮、琐碎踏实的一切，还有我那与我同心同德的妹妹。当我一次又一次买回返村的长途汽车票时，是她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为我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