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越开战。三月底，我与班上两位同学随铁道兵文工团南下广西劳军，演员表演，我们给军人画像。其时战事已近尾声，除了公路上源源撤回的军车给南国的春雨红土溅得满车泥浆，不见丝毫战争的惨状。那天吃过午饭，我们所在的营盘有小兵引进一对自称从长沙赶来的中年夫妇，领到连长面前。那母亲，也就是天下所有母亲的样子吧，父亲的模样介于地方干部与厂矿职工之间。两位里巷平民忽然出现在兵营，十分触目，他们环顾众人，羞惭惶惑，然而满脸笑着，轮番解释来意，说是孩子一个多月没给家里写信了，不放心，特地赶来问问看。

    我想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了——父母又何尝不明白，只是人对死的消息总不肯当即死心吧——士兵各自走避，又渐渐围拢来，显然他们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战友，勤务兵端茶递水，就是不敢正眼看那对夫妇。连长到底岁数大些，又是领导，他给那父亲递过烟，点上，挺自然地强笑着，用一种混杂部队官腔和家乡的语调寒暄着：“喔哟!几时到的？怎么找到这里啊？辛苦啦辛苦啦，我看这样子吧，是不是先休息休息？啊呀，一路上一定没休息好，没休息好。”

    其时我正给战士画像，待我歇手，周围一片静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