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本科加研究生，我在北大的时间便与抗日同龄，这么些年，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答案似乎有些怪——汪曾祺。

    汪曾祺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1992年，在一个小房子里，汪老头仰着大头，两眼很大，像鲁迅门前的枣树，直指着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

    咳咳(干咳的那种)。

    “我想，第一要逃课。”

    听众很安静。

    “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

    “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

    听众仍然很安静。

    但此后，我们同学逃课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因为人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