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戴的贝雷帽和烟斗，永远是黄永玉的标志。

    大师、名士、绅士……这些尊号戴在他头上总像小一号的帽子。这个86岁的老头依然时尚，比我们更先生。

    他是一个活得最像自己的老头。有时小孩、有时慈悲，有时狡猾，有时泪流满面……

    很难让人将黄永玉与86岁高龄联系在一起，他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语言幽默，脾气也不减当年。

    有爱心的黄永玉

    生于湘西的黄永玉，少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在福建、江西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靠着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求生存。那时半个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流亡路上，江湖潦倒、前途未知，倒是给一个少年人的奇遇打出了草稿。

    在泉州，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摘玉兰花时遇到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在江西，黄永玉遇到画三毛的张乐平。在宣传队，蒋经国和蒋方良喊他的外号“蛮牛”。在杭州，他遇到了久仰的大师林风眠。在香港，他遇到了写杂文的知交聂绀弩。他在香港《大公报》用木刻记录新闻，在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他的剧本底稿上死去，上面还留着咳出的血迹。上世纪50年代初他听了表叔沈从文和朋友的劝告，热血沸腾地回到北京，在大雅宝胡同的邻居，正好是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文革中，造反学生的皮带抽在背上，他心里数着数，二百四十下，却也把它当奇遇一场。

    身处的逆境多了，奇遇也如平常。86岁黄永玉，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北京东部的乡村一隅，有他的“万荷堂”，在意大利翡冷翠，他与达·芬奇相守于山上石屋；在香港，他有“山之半居”；回凤凰，则有“夺翠楼”和“玉氏山房”。每一处住所，自然又是一段段奇缘。这个人，他怎么可以穿过这样繁复的时空而保存有孩子般的心神!

    黄老头捏着烟斗自己答：“有爱心，恐怕是要紧的”。

    勤奋的黄永玉

    黄永玉很勤奋，屋里常挂着几幅未画完的画。哪怕接受采访时，如果有调整拍摄器材、换磁带、打灯光的间隙，他都会跑去画几笔。

    一次，采访进行到中午，大家暂停去吃饭，一个小时后回来，大家傻了眼，客厅里又多了一幅画，是一幅蓝色的荷花，那是用上午一幅画中剩余的蓝色颜料画的。黄永玉的五弟说：“这半个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