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步行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悻悻而返。

    即使是一代名人叶昌炽，时任甘肃学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经洞的佛像、经卷，但他却并没有兴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叶昌炽的脚步在离敦煌几百里之外停了下来，成为中国人在敦煌伤心史上最遗憾的镜头。

    在整个中国昏睡不醒的时候，西方的学者却睁大眼睛在中国各地搜寻文化财宝。

    1907年3月12日，一个叫斯坦因的匈牙利人来到了敦煌。斯坦因首先拜访了敦煌县令，县令给他讲了莫高窟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之前不久，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

    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给他介绍了翻译蒋孝琬。蒋孝琬是湖南人，初来新疆是在1883年前后，给某官员做师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