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各种新城市运动的背景和宗旨不一，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哥本哈根化”，一是“中转村”的城市体系。

    中国“首堵”问题，唤起了全民强烈的都市危机意识。而北京治堵的新政，在这个处处寻求“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时代，则自外于世界最新的都市潮流。这就更激发人们在治堵问题上寻求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交通拥堵，是源于工业化时代普遍的城市病，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几乎发展到了病入膏肓之境。但是，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意识大增，进而促发了“新都市主义”、“智能城市主义”、“哥本哈根化”等诸多潮流。城市拥堵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大为减缓，至少是得到了抑制。所以，检讨这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对中国城市的治堵有重大启发意义。

    一小时的“旅行预算”

    城市交通拥堵起源于工业化，但主要还是二战后的现象。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回到意大利的城市学家马切提所提出的“马切提恒值”的概念：人作为领土动物，日常活动有一天然的疆界。这个疆界就是每日大致一小时的“旅行预算”。有研究显示，即使是被终身囚禁的犯人，如果有充足的放风机会和空间，每天也就在空地里走一个小时左右。这一原则，规定了人类的日常活动范围，也规定了城市的范围。

    假设原始人步行速度是每小时5公里，白天出去，晚上回到自己的洞穴，那么他的活动半径就是2.5公里，大致相当于2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也大致是一个村子的最大空间范围(包括周围日常耕种的农地)。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人口更集中些。在步行时代，几乎没有城市的半径会超过2.5公里。根据这一理论，北京二环以内的旧城区，基本可以作为步行城市而运转。

    工业化在理论上并没有突破“马切提恒值”。一般人每天的“旅行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