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红军队伍绵延山路间。

    毛泽东此时躺在担架上，一张巨大的油纸盖在他魁梧的身体上。两名健壮的战士双肩架起长长的担架。毛泽东陷入松软的网绳里，若有所思。

    当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大约一年后，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长征”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词汇才被毛泽东创造出来。此时，大家还认为这次行军是撤退。

    红军遇到了自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最大的危机。

    斯诺在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中这么描写当时的情况：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撤退。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

    斯诺还写道，蒋介石有一阵子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危急时刻，人心思变。

    担架上的序曲

    休息了一会儿，精神稍好的毛泽东掀开油纸。这些天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精神一来，就要找王稼祥聊天。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此时仍然没有痊愈，所以也一直躺在担架上休息。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

    这两人经历差异巨大。用21世纪的网络语言说，毛泽东是“土鳖”，王稼祥是“海龟”，而且是从苏联回来的“金牌海龟”。

    国际派和本土派之争今天已为人熟知。两派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张国焘到晚年还记得，关于到底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兄弟好，两人争执了半天。“秦邦宪(博古)总是‘同志同志’，满口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味道，我则是‘润之兄’‘玉阶兄’，他忽然撇开话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

    此时，毛泽东早已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排除于领导核心之外多时，对此前的败局有心无力。他要改变处境，从身边的国际派王稼祥开始。

    王稼祥虽然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但是这段时间的挫折连连让他意识到，博古等人的领导有问题。这为他和毛泽东的进一步交谈打下了基础。

    主导者显然是毛泽东。王稼祥比毛泽东年轻13岁，这年41岁的毛泽东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战斗经验丰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更是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而王稼祥不过28岁，此前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

    危急时刻，共识的达成并不难。交流不多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