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我们欠农民太多”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

    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