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我经历的战争与死亡
刚到的那天,赵一凡坐了一天飞机,洗澡时电话就响了,来了个枪伤急诊。躺在担架上的中年妇女后腰中了一枪,子弹在腹内爆炸,又从肚脐穿出去,打碎了左肾。赵一凡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手术室,许多仪器竟然从没见过——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医疗仪器在国内早被淘汰了。他用最快速度熟悉设备,给已经休克的病人全身麻醉。三小时的手术结束,病人醒来,全无痛感,问赵一凡:“手术做了吗?”医院供电不稳定,手术中途常常突然就一片漆黑,护士拿手机上的手电筒打光,高高举在手术台上方,让医生们继续手术。呼吸机和监控全线瘫痪,赵一凡只能用耳听病人的呼吸声,用手动装置给病人继续人工呼吸。尽管如此,能同来自18个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赵一凡十分开心,在不能外出的休假日,医生们一起看电视聊天,打乒乓比赛。
除了治病救人,无国界医生们还需要培训一批当地医生。他们希望在项目结束后,当地能够不必长期依赖国际援助,自己建立起一套相对规范的医疗系统。
为了说服当地妇产医生换上手术服,蒋励费了许多工夫。阿富汗女医护人员进手术室后,仍然不肯脱掉全身披挂的长袍,她们觉得即使在同性面前摘掉头巾都是羞耻的,“拽着头巾不让摘”。蒋励只能一遍遍申明“无菌”概念,告诉她们戴着手术手套“不要摸这摸那”。
和赵一凡搭档的护士99%都是男性穆斯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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