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第一次接种牛痘的经历，当时他两三岁，是在老家绍兴。

    鲁迅的回忆也告诉了我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有趣的种痘细节：种痘局很普遍，但只是设在大的市镇上，并有季节性；在人们可以选择传统人痘的情况下，牛痘还远未普及。鲁迅对本土传统的敏感具有代表性，但这里他却漏掉了中国牛痘接种的一个中心环节。在称赞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因为那里牛痘接种很流行、也很方便时，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牛痘而言，应该将广州作为参照城市，因为这一种痘技术在19世纪初最早传入广州，也是在那里被人们率先广为接受的。

    接纳牛痘接种术经由澳门和广州传入中国一事，在由王吉民和伍连德合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医史》中再次提及并有了细致的记述。在书中作者描述了1802年前后，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外科医生皮尔逊是如何在澳门进行牛痘接种的，皮尔逊比携带另一批疫苗的西班牙巴尔米斯医疗队要早一些年，并且写了一个关于如何种痘的小册子，该书由斯当东翻译成中文，于1805年出版。该书也详细地描述了在1805-1810年间，由十三行商人在他们广州的公所建起一个免费接种牛痘的善局，雇用了中国最早的一位痘师邱熺，他在1817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

    痘师

    资料显示在澳门引入种痘之初，当地的广东人就成了主要的接种员，即痘师。根据皮尔逊的说法，在巴尔米斯医疗队由马尼拉到来之前，“澳门(牛痘接种)极普遍，这是由葡萄牙接种员所做的，我自己也在当地居民以及中国人中种痘……并尽我所能，指导数位中国人(种痘)；他们为许多人接种牛痘，效果很好，就如同我在旁监督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