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发小陈志重新找回了联系。在一栋楼里长大，一起爬树玩泥巴，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棒冰你一半我一半的好朋友。12岁那年，我搬离了童年那个潮湿狭小的房子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对方。

    前一晚，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发工资，带妈妈来看电影。照片里陈志身边的中年妇女，还是和记忆里一样，似乎不知怎么面对镜头，她笑容僵硬，双手不自在地合拢，佝偻着背，稀疏的头发凌乱盘起，对焦模糊。

    在我12岁以前，她曾无数次把新鲜出炉的鸡蛋糕，塞进敲门找陈志的我手里。父亲说，她以前是纺织女工，在90年代初下岗后，一直以摆地摊、做家政工、闲时在菜市场卖自制的糕点为生，伴侣去世得早，女儿没有读大学，早早进入社会，而陈志，是她快40岁时在路边捡回来的弃婴。

    陈志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被迫背负了“为国分忧”的历史使命，后来的资料里记载他们，也不过只有一行字：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冗余产能。

    我的父亲在1985年从重庆的一间大学毕业。80年代初，作为恢复高考最早考上大学的一批年轻人，他和我大伯一度也是最早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奶奶工作的纺织厂里，没人不知道，车间主任家的两个小子都在重点大学念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重庆。

    异地求学期间，父亲和母亲相识。母亲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