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吃货,才能在吃饭时得到哲学性的满足

“吃货”(foodie)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美国美食评论家盖尔·格林尼的一篇餐厅点评里——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事。
对于那个年代的纽约人来说,粗放饮食正当道,人们吃东西无非是为了好吃和便捷,没有几个人会神经兮兮地把吃饭和性、政治以及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不折不扣的吃货先锋格林尼则把吃饭这件事翻了一个个儿,她尖锐地指出:“就餐不是一次像动物那样为了生存的果腹行动,而是‘充满诱惑力和社会竞争的剧场。’”
近40年过去,食物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从欧美到中国,从新德里到约翰内斯堡,人们给食物拍照的次数大大多于给自己和家人拍照的次数,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都会发布至少一张到无限多张美食照片。
厨师也不再只是厨子,他们从一個普通的社会工种变成了明星、名流,他们的身份比大学校长还要贵重、受人爱戴。
年轻人对“吃”这个轻易就能获取快乐的行径趋之若鹜,无非想在烦扰的生活中谋求一点慰藉,于是纷纷自诩为“吃货”。就像为爱执着一样,他们为吃执着——这是最低和最高标准。
至此,“吃货”这个原本被用来讽刺人什么都不会就会吃的词语,突然被赋予了群体身份认同的自豪感。
“吃货”并不是一种人,他们可能是主食控、摆盘控、社交控、历史控、化学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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