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春节假期的最后几天，我生病了，突然就难受到觉得自己快死了，父母嘴里急急念叨着“千万不要是甲肝，千万不要”把我送进了医院，可惜事与愿违就是甲肝。我心里是明白他们的焦虑的，他们俩已经定好了在瑞典的一出戏剧的工作，父亲的合作者和整个剧团都在等他们俩过完中国传统的春节就飞过去。那时出国可是大事情，父母亲都好不容易请了工作假，办好了所有手续，还垫钱买了当时觉得非常昂贵的机票，突发的一切让他们沮丧极了。医院里到处都是患者，无数的家属暴躁又绝望地问着医生到底该怎么隔离防止传染，这场突发的传染病让所有人都慌了。我躺在传染科的临时病床上，恐惧渐渐超过了我身体的病痛。父亲生过肝病，在身边不停地安慰我，叫我别太害怕。

    医院里所有的病床都满了，医生劝父母把我带回去，因为听说他们要出国工作，考虑待在医院里他们受到感染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为了保全万一，不要全家感染，不如让我回去在家隔离治疗。所谓在家隔离，就是父亲先去居委会照会了我的病情，一个由住本区的退休医师组成的街区传染病防治小组，穿戴着全套的防护制服，来我家进行消毒。他们穿着我只在电影里见過的白色的传染病隔离服，在家里四处用喷雾剂撒药，并嘱咐我的父母尽量把我控制在自己的小房间，不要出来。父母坦陈了我们家的情况，于是善良又积极的居委会干部们一致决定，对我进行“未成年传染病人的特殊保护”。

    几天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