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斌

    (作者系外交部退休参赞)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一生的功业之伟，人所共知。我有幸长期在他领导下的外交部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有机会接触到他。当时，除参与文件草拟外，我主要追踪文件流程，亲眼看到的他批件很多。他审批报告特别严格，不仅字斟句酌，精当推敲，而且批改清晰。我有个很深的体会，是思维的缜密和作风的严谨成就了他的伟大。

    总理看了简报，指示处分电信局领导

    1965年国庆期间，印尼多个代表团访华。我被借调到国防部外事局，去接待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此间，印尼发生“9·30”事件，代表团闻讯像炸了锅一样。国防学会是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统战组织，代表团里的军、政官员，左、中、右派人士都有。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不同，反应不一，这使我方在接待工作中感到此事政治性、敏感性特别强。

    10月2日下午，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上校从京西宾馆去西单电报大楼，为在事件中被杀的6位印尼高级陆军将领发唁电。上校先问北京至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营业员冲口便答：“有。”待其持电稿入内拍发时才发现联络已中断，于是迅速转回如实说：“北京与雅加达已中断电信联络。”上校以疑惑的目光看了营业员几眼，悻悻地走了。回宾馆后，按常规，我把经过情况写成简报上交。

    深夜3点，外事局李处长把我摇醒，让我看一页纸。朦胧中我一看是我写的简报，便粗略看了一下说：“没错。”李处长郑重地说，总理看了简报，非常重视，指示查证落实后，要处分电信局的领导。我立即彻底清醒，细看了两遍说：“情况就这样。”李处长走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揣摩总理为何对这件小事如此重视。后来领悟，总理是担心此事可能引起误会，令对方以为我方营业员前后说法不一，是借故不愿为其发唁电，表现出我国对“9·30”事件的政治态度。

    “如此内容，为何用绝密报发？”

    通常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