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采访对象：孔丹，1947年生，北京四中学生。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1969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

    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临时，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都是高干子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上面”不准我到山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1962年开始。他下乡的时候才15岁，我当时已经21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些。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