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亮 周 洵 朱祝生，2△

    1.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2；2.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 550001

    2019年12月于武汉首次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COVID-19，随后疫情反复发作，据研究统计，22%的COVID-19患者肺间质病理学检查证实有肺纤维化[1]。詹曦[2]等对60余例COVID-19患者入院时和出院前的CT影像进行分析，得出普通COVID-19患者炎症后肺纤维化(postinflammatory pulmonary fibrosis，PPF)发生率高达70%，重症肺炎患者出院时PPF为100%，且80%的患者出院时仍有活动后气短。根据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调查研究显示[3]，感染新冠的患者多有肺病、糖尿病等基础病病史，病重患者占比更大。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肺纤维化(Post-COVID-19 pulmonary fibrosis，PCPF)的风险增加，可导致严重的低氧血症乃至呼吸衰竭、死亡[4]，故干预该病的发展是必要的。目前临床治疗传统肺纤维化，多采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抗纤维化药物等，常选用吡非尼酮及尼达尼布等药，但根据现阶段的研究显示吡非尼酮与尼达尼布的不良反应较多，包括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出现光过敏、皮疹等皮肤疾病，也包括肝毒性，随着天门冬氨酸基转移酶、丙氨酸基转移酶等升高，出现肝功能损害，甚至可导致肝功能衰竭[5]。因此在临床抗纤维化过程中，使用此两种抗纤维化药物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西医学对新冠后肺纤维化治疗的局限性，朱祝生教授基于对新冠恢复期肺纤维化疗效的总结，认为中医学的“辨证施治”理论可实施个性化的对症治疗，能提高临床疗效，故不失为一个可行方案。

    在既往中医文献中，无新冠相关理论记载，其恢复期的肺纤维化亦无研究，在熟读大量经典后发现“肺痹”的相关理论与“肺纤维化”有较高的相似度。“肺痹”是由于邪气在表时治疗不当，或由于体质因素，邪气进一步侵入肺内之经筋、脉络，以此形成肺脏气血闭塞，其临床表现多有咳而上气，喘息气短等症；其名首见于《黄帝内经》[6]43。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认识，国医大师薛伯寿提出新冠肺炎属“寒湿疫”[7]；仝小林院士[8]根据其在武汉对新冠患者的诊治经验，认为新冠肺炎是感受寒湿疫毒而发病；全国名老中医柴瑞蔼[9]认为新冠肺炎也归属于中医“寒湿”致病范畴，以“湿”为主，以“寒”为客；此外，王永炎院士认为自2020年1月后的新冠病因属于“寒湿疫”[10]。新冠之初的“寒湿”病因与肺痹之病因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