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界，罗 雪

    就业压力是在求职与择业过程中诸多环境变量与个体主观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个体心理紧张状态，是个体在就业情境中所感受到的压力体验[1]。从高校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践来看，应届毕业生由于就业压力而产生抑郁情绪甚至抑郁症状的案例并不鲜见[2]；另有报道显示我国大学生是抑郁的高发群体，约有30%的大学生具有抑郁情绪[3]。以往研究发现：应激(如就业压力)与抑郁等多种心身疾病存在关联[4]。以抑郁的应激理论与认知易感性观点来看，抑郁的发生是不同类别刺激与个体的生理-社会-心理因素(应对方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5])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易感性素质与外部应激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多种模式[6]。综合考虑以往相关研究结果，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存在着三种假设模型：一是调节模型(moderation model)，假设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强度受到应对方式的调节(本研究的假设1)，即应对方式是就业压力的缓冲器；二是中介模型(mediation model)，假设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是间接关系，即就业压力通过应对方式这个中介因素对抑郁情绪起作用，其中积极应对是保护性因素(本研究的假设2)，消极应对是易感性因素(本研究的假设3)；三是主效应模型(main effect model)，假设就业压力与应对方式分别独立影响抑郁的形成，即应对方式不影响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而是单独对抑郁情绪起作用(本研究的假设4)。本研究系广西大学“211”工程四期建设重点学科“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研究学科群”研究成果，以应届毕业生为调查对象，探讨应对方式在就业压力(一种当代大学生常见的应激事件)与抑郁情绪之间发挥着何种形式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配额抽样方法，首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选择了3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分别为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和医学类高校)，并在3所学校中平均分配了抽样配额，然后在综合类高校与师范类高校中对文科类专业和理工类专业按照1：1进行抽样，在医学类高校所抽取的样本都来自于医学专业，在抽样时尽量保证被试的性别均衡。本次调查于2012年11月下旬完成数据收集，共发出问卷690份，回收669份，剔除做答不完整或规律性答案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633份，有效回收率为91.7%。被试构成如下：文科类专业学生217人，理工类专业学生212人，医学类专业学生204人；女332人，男301人；来自于城市的学生287人，来自于乡镇的学生346人；汉族学生439人，少数民族194人(主要为壮族、瑶族和苗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