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光和

    双向转诊既有助于提高有限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又能方便群众就医，节省医疗费用。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就明确提出：“要把社区医疗服务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建立双向转诊制度”，之后卫生部等又多次下发文件对此提出要求，全国各地也都尝试实施，然而迄今为止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是下级医院首诊制的落实并没有得到居民的全面响应；二是上、下转率极为有限[1-2]。目前关于双向转诊的研究除了调查实施情况外，主要集中于探讨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如陈倩[3]、陈琴等[4]认为双向转诊运转不畅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导向力度不够、医疗机构间的利益冲突、社区全科医生业务水平不足、社区医疗机构职能不完善、双向转诊机制不够健全、缺乏有效的公共信息平台等；杨金禄等[5]、熊茂友等[6]提出应建立规范的双向转诊政策和切实有效的转诊流程，加大双向转诊宣传力度，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初级卫生保健作用，合理分配经济利益，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双向转诊奖励和问责机制等。虽然这些对策对于双向转诊制度的实施有一定激励作用，但由于对各项政策的激励层次、作用的效果或影响力大小没有加以区分，从而使各项政策主次不清，实践中难以有针对性地安排落实的先后顺序，因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如果能够筛选出最优的激励机制，将对指导实践提供极大的帮助。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和专家判断法，对双向转诊的最优激励机制进行分析判断。

    1 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法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T.L.Saaty)正式提出。这种方法将复杂的决策系统层次化，通过逐层比较各种关联因素的重要性来为分析、决策提供定量的依据。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以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首先，在深入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将有关的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若干层次，同一层的诸因素从属于上一层的因素或对上层因素有影响，同时又支配下一层的因素或受到下层因素的作用。最上层为目标层，通常只有1个因素，最下层通常为方案或对象层，中间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层次，通常为准则或指标层。

    其次，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二层开始，对于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用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较矩阵，直到最下层。取值方法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