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辉，刘 硕，周仲华，黄莺子，黄文娟，庞 严

    早在中华青铜时代，三足鼎就已经被视为国之重器。它所寓意的稳固长久被证明有确切的科学道理，即数学中最基本的多边形——三角形，稳定性是它最基本的特性。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是一个三足鼎，它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医学革命后所确定的现代医学哲学模式，是一个托起人类健康的稳定基础。这个模式意味着“身心交融”和“天人合一”。早在1977年，George Engel在Science杂志上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1]。如今，这个模式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1980年，中国的《医学与哲学》杂志第一次刊登了Engel的文章[2]，自此，新医学模式的概念如燎原之火燃及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实践领域。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代医学模式走过了不平坦的发展历程，从对医学哲学的讨论到健康服务的实践，挑战依旧赫然存在[3]。耳熟未必能详，知行难能合一。正如Engel指出的：“新的医学模式是对生物医学的挑战”。前不久与一位心血管病学者畅谈时，她描述了一个尴尬的经历：“我在医院学术会议上介绍冠心病病人的抑郁共病问题，结果却遭到心血管教授的嗤之以鼻，教授认为我不务正业。”的确，大多数医学界同仁以躯体诊治为主业，以器官和生物系统为关注点，而兼顾心理和社会方面似乎是偶尔得之，闲来之笔，织锦而少有添花。医学专家常自命或被奉至象牙塔尖的地位，却鲜有专家愿意“放低身段”，乐于把自己定位成为三足之一。在中国，对现代医学模式的挑战还颇具“中国式”特点，即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学科领域发展的道路坎坷，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学科才摘掉“毒草”的帽子，得以在科学的春天里再次萌芽成长。殊不知，几十年的学科断档，不但令当下的人们难以修补认识人类和社会的短板，也使得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教育和服务资源长期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

    诚然，照顾病人的躯体、心理和社会健康是医学和健康服务的使命，不过这个使命所面临的挑战可谓见仁见智。以己管见，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当代的临床医疗服务高度专科化，学科壁垒高筑，多学科合作难度越来越大；第二，医疗服务资源稀缺，医务人员“本职”繁忙，无暇顾及其他；第三，医疗服务人员的能力建设不足，不能胜任全面地照顾病人的躯体、心理和社会健康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医学的问题，会发现在支撑医学和健康的三足鼎中，只有一足相对强健，另外两足则显得脆弱无力。那么，怎样让健康服务有能力、有担当？这是所有利益相关者最为关心的命题，这其中包括了政府、研究者、教育者、各类健康和医学服务者、数量众多的社会团体，以及各个社会阶层中处于健康、亚健康、生病、康复状态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