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正，胡伟*，张波

    肝脏移植已被公认为是挽救终末期肝功能衰竭患者生命的最佳办法，但肝脏供体短缺已成为当前我国肝脏移植事业发展的障碍[1]，因为我国肝脏疾病的基础数量较大导致我国较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着更严峻的肝脏供体短缺问题[2]。捐献供体主要有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供体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两种，目前国际社会的器官捐献以DBD为主要来源。但是在我国因没有相关法律支持，DBD供体仍需等待其呼吸循环完全停止以后才能进行器官获取[3]。在我国现阶段，开展DBD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实行DCD已经具备伦理、法律、技术等方面要求，所以近年来我国DCD肝脏移植呈快速增长趋势。2002年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OS)将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作为美国新的器官分配评分系统，用于预测和评定终末期肝病的严重程度和肝脏疾病患者等待肝脏移植期间的死亡危险度，以决定器官分配的优先顺序[4]。但目前国内并未设立很好的DCD供体准入指标，故本研究针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DCD肝脏移植供体和受体情况进行总结，探讨供体术前情况对受体肝脏移植术后MELD评分变化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2013年9月—2015年9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DCD肝脏移植供体25例，均符合国际标准M-Ⅲ[5]和中国标准C-Ⅲ[6]，在器官切取前均为程序性停止呼吸循环支持，术前均有较完善的病例资料和血清学检测，器官移植前完成病理学检查。其中男19例，平均年龄(38±5)岁，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4.0±0.5)d；女6例，平均年龄(36±6)岁，ICU治疗时间(6.0±0.5)d。25例受体均为非恶性肿瘤性肝病，原发病：乙型肝炎后肝硬化9例，胆汁性肝硬化6例，酒精性肝硬化4例，肝功能衰竭3例，肝豆状核变性2例，肝糖原异常沉积症1例。

    1.2 器官切取前情况 25例供体为在本院或外院ICU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