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业银，张江辉，缪佳芮，陈柳柳，邓仁丽

    恶性肿瘤已成为人类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2016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显示，中国死于恶性肿瘤人数约为220万。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在延长晚期肿瘤患者生命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度医疗现象日益严峻[3-6]。65%～85%晚期肿瘤患者将会在没有生前预嘱的情况下死亡，甚至连临终治疗意愿讨论也没有[7-8]。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可了解患者将来的治疗意愿，保障患者的自主权，ACP干预措施可增加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9-11]，提升干预者的自我效能，减少照顾者的抑郁和焦虑[12]，并减少患者临终时过度使用医疗服务的情况[9，12]。目前国内晚期肿瘤患者ACP仅局限于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认知、态度及影响因素的调查[13-19]，而晚期肿瘤患者ACP干预相关研究开展较少。为此，本文综述晚期肿瘤患者ACP干预模式研究现状及进展，以期为开展本土化ACP干预工作提供参考，现综述如下。

    1 ACP概念与内涵

    ACP又称预前照护计划，指个人在失去决策能力前，阐明符合个人价值观的未来医疗治疗意愿，与家属和/或医护人员沟通并记录其首选治疗意愿和临终场所意愿的过程[20-21]。ACP旨在保障个人实际接受的医疗照护服务与其临终治疗意愿一致[7，22]。起初，ACP侧重意识清楚时的沟通过程，干预人群主要局限于疾病终末期或慢性进行性疾病患者，讨论内容为临终治疗意愿[23-24]。随着研究的深入及社会实践的推广，ACP的概念及内涵也发生较大变化。至今，ACP沟通时机演变为失去决策能力前，不仅局限于沟通过程，也包括记录过程，干预人群逐渐由疾病终末期或慢性进行性疾病患者过渡到现在的任何年龄或健康阶段的人群[25]。

    2 晚期肿瘤患者ACP干预模式现状及构成要素

    2.1 国内外晚期肿瘤患者ACP干预模式现状 在国外，ACP起步较早，其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甚至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被纳入了卫生保健系统，并被作为医疗常规的一部分[26-31]。国外ACP的运作主要是在医院由具有丰富肿瘤护理工作经验及经过ACP培训、能独立开展ACP讨论的肿瘤科护士或一些具有肿瘤临床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如肿瘤学专家或肿瘤科医生等，针对未来1年内可能会去世或者需要接受ICU治疗的肿瘤晚期患者开展[26-28]。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局限于肿瘤晚期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对ACP的认知、态度及影响因素的调查[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