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娟，张志力，王倩，郭晓琴，张雪娟，胡先明

    本研究价值：

    作为健康信息获取利用的“把关”环节，健康信息的辨别在健康信息数量增长迅速但质量监管滞后的当下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本研究特别关注了孕产妇对母婴健康信息的辨别能力，并探讨了孕产妇个体、人际网络和宏观环境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研究健康素养的具象化的视角，可以对孕产妇母婴健康素养的提升提供具象化的指导。

    信息获取包括物理和认知两个层面，其中物理层面指对信息源、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技术的物理(而非认知)意义上的拥有或可及程度；认知层面指对所拥有的信息在认知上吸收，并用以改变原有观念和行为的过程。物理层面获取的信息只有经过用户的辨别和筛选才能实现吸收利用。当前医疗健康环境不断变化，健康信息爆发式增长，健康信息来源多样化、复杂化，健康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随之而来。健康信息的辨别成为公众面临的一大挑战[1]。

    健康信息辨别能力属于健康信息素养的一个方面[2]，是个人选择利用高质量健康信息的基础和保证。生态学理论指出个体的健康和行为受到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因素的影响，健康信息素养包括健康信息的辨别也如此。学者们已经就健康信息素养进行了大量研究，识别出一系列影响因素[2]，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文化程度、职业、年龄、收入、种族、地理位置，以及沟通能力、基础性知识和信息、寻求健康信息的动机等[3-6]；社会因素包括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文化与社会、健康信息传播渠道[7]，还有社会网络对个体产生的信息支持[8-11]。但针对健康信息辨别能力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

    我国孕产妇的母婴健康素养水平普遍偏低[12-14]，是影响母婴健康的一大风险因素[15]。本研究以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孕产妇母婴健康信息辨别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并重点关注其个体信息网络，即孕产妇经常交流母婴健康信息的网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开设孕妇学校的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博爱医院和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卫生院，于2016年11月—2017年8月对在3所医院(妇)产科就诊的孕产妇实施调查。纳入标准：(1)处于妊娠期或产后<6个月；(2)精神状况良好、无阅读和听力障碍；(3)知情同意，愿意配合调查。共调查孕产妇1 100例，删除重要信息缺失或存在逻辑错误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58份，有效回收率为78.00%。

    1.2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医生、家庭人均年收入、居住地、是否首次妊娠、孕期、健康状况、健康意识)、主动获取健康信息频次、互联网信息的影响、是否具备基础性知识/信息、有无在孕妇学校学习、健康信息来源、健康信息辨别能力、健康信息人际交流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