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东锋，黄琇棠，周璇，邱亨嘉，2*

    自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一方面,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稀释了国家巨额医改投入，也给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威胁[2]；另一方面，新常态下中国医疗质量安全形势仍面临较大挑战，不良事件时有发生[3]。上述二者并非孤立存在，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复杂的内在联系。保证医疗质量除了追求患者安全，本身也包括成本适宜的内涵。此外，由医疗质量不佳造成的重复治疗助推了医疗费用的上涨。因此，如何通过质量改进来控制费用过快增长是促进中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强基金预算管理，科学制定总额预算，与医疗质量、协议履行绩效考核结果相挂钩[4]。这在国家层面突出了医疗质量和医保支付的联系。实践层面，相关的探索也在进行。目前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旨在引导医疗机构关注医疗质量，基于临床路径选择合理的干预方案。针对按质量支付，中国大陆地区也在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单病种付费上开展了实践，如：重庆市渝北区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按绩效支付(performance relate-pay，PRP)[5]，浙江省试点将医保给付比例与肝移植患者术后生存率挂钩[6]。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开展经验则更为成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使用的按绩效支付(pay for performance，P4P)在门诊及住院服务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得到广泛推广[7-8]；中国台湾地区针对疾病推出的“论质计酬方案”，通过整合各类照护和设计支付制度，提高了照护的效果及效率[9]；美国开展的按价值付费项目也日益引起关注[10]。本研究认为，无论是P4P还是按价值付费，本质都是将医疗质量与医保支付结合起来，属于按质量支付的具体表现形式。英国的质量与结果框架(Quality and Outcome Framework，QOF)作为最大的按质量支付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本文将QOF作为典型案例，对其内容、效果及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中国情境下开展按质量付费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以期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现代市场监管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费者的权利保护为导向。从现有的网约车法律规定看，《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很多实际的监管机制设定(比如数量、价格、资质等)赋予了地方政府，受制于现行权力、资源、资金的分布，也许在当下是符合客观实际和逻辑的。若不论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上的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