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捷，毛阿燕，王坤，孟月莉，严晓玲，邱五七

    全科医生是经过专业化培养，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优质、经济、方便、有效、一体化的医疗保健服务，进行生命、健康与疾病的全过程、全方位负责式管理的医生[1]。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有408 820名全科医生，每万名居民拥有2.90名全科医生[2-3]，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总体实现了“2020年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全科医生”这一阶段性目标，但我国每万人全科医生数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研究显示：一方面，提高全科医生薪酬水平、增加全科医生数量，有助于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薪酬水平对医生离职意愿有显著影响[4]，医学生从医意愿也和医生收入与付出比密切相关[5]。建立完善的全科医生薪酬激励机制对于提高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构建合理有序的分级诊疗制度起到关键作用[6]。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制度建立时间较长，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薪酬制度及绩效考核制度。据统计，澳大利亚每万名居民拥有的全科医生数量为11.7名[7]，明显高于我国水平。就注册全科医师占执业医师总数的比例来看，英国达60%[8]，澳大利亚达 45%[9]，美国达 33%[10]，而我国仅为 9.4%[2]。2010—2017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收入每年以1%～10.2%的增速持续增长[11]；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全科医生薪酬分别是社会平均收入的3.5、3.1、1.9倍[9]，全科医生的职业“含金量”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平均水平。完善的薪酬制度及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加入全科医生队伍，保障了全科医生的合理收入水平，还推动了医疗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从2011年开始探索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并逐步完善全科医生薪酬制度，目前全科医生薪酬制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研究显示，2013年我国全科医生收入估值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倍[12]，其中北京市、上海市全科医生的实际收入和收入估值基本持平，但与北京市、上海市相比，其他省份全科医生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同一地级市下，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财政供养体系(下)的全科医生的薪酬亦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由街道或乡镇财政供养的全科医生收入比由区(县级市)财政供养的全科医生收入高，二级以上医院的全科医生收入高于乡镇或街道卫生院的全科医生[13]。相较于专科医生，全科医生的工作环境较差，尤其是身处偏远地区的全科医生[14]，职业发展路径尚不清晰，发展机会也相对较少[13]。因此，进一步健全全科医生薪酬激励机制、提高我国基层全科医生薪酬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