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从事诗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且成果丰硕，后来又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非常规杂文。您如何看待当下杂文的“多元化”？如何看待各种文体在杂文中的融合、嫁接？

    ○大卫：您说的非常规杂文，或许意味着我写的东西像杂文又不像杂文。或许说成“非常态杂文”更合适。好比一场豪门盛宴，大家伙都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突然闯进一个穿夹克衫的小子。众皆侧目，甚至愕然。其实这也不能怪我，我不是故意的，只不过他们习惯于西装革履而我习惯于夹克衫。

    杂文的“多元化”，是特大好事。生物多样性，才符合遗传学的发展规律。各种文体进入杂文这个行当，才更有生命力。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元素，打入杂文内部，只能使杂文更好看，更有趣，文本的弹性与张力也会更大。其实，诗与杂文早就嫁接了，也就是所谓的讽刺诗。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谁又能说这首诗不是一篇优秀的杂文呢？我认为现在的杂文应该一有文采，二有思想，三有批评，杂文才好看，文字才有芳香。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诗刊》编诗多年，那么，能否请您谈谈制约诗歌发展的因素是什么？这种制约在其他文体包括杂文的发展中是否也同样存在？

    ○大卫：在《诗刊》做编辑的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读到好诗。这些年来，有快乐也有苦恼，快乐是因为与诗为伴，苦恼也是因为与诗为伴但又很难遇到好诗。有时纳闷，难道是吾国诗歌出了问题？虽说现在诗坛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景气，但我认为这种相对平静是正常的，全民皆诗与全民皆不诗都不是好事。诗歌应该平静下来，在那看不见的水面下，肯定有深深的潜流。制约诗歌发展的因素很多，我以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诗人自己，大而化之，也就是写作者自己，不能说诗写不好就怪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