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的中国式“集体主义”，自从在世纪末之前，逐渐分解以及还原为对个人和个体的尊重，初步建立起个人的权益保障系统之后，“我们”——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已被更为普遍的“我”所替代。

    我喜欢说“我”，也因此欣赏其他的那些“我”。如果没有“我”的确立，没有无数“我”的合作，“我们”必定是空洞、脆弱、空心化以至于不堪一击的。

    然而，在“我”和“我们”之间，是以“他人”作为连接点的。

    “我”因“他人”而成为“我”；“我们”因“他人”而成为“我们”。当“我们”过度地强化、放大“我”，而舍弃“他人”的时候，“我”便处于四面受敌的孤立无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