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于时代写作者，即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参与这个时代的改造，同时完善和丰富自己。从这方面说，写什么或者采用何种文体是次要的。这也决定了尽管我更倾向于将我自己的写作归类于评论，归类于“胡适体”，但是我并不完全反对杂文式的嘲讽。因为生活或者权力运行中的荒诞，有时真的只需要幽默与嘲笑。

    写作是件寂寞却有希望的事，那些源于书斋里的孤独演讲，对社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影响。那么，为了真正对社会有益，这个书斋演说者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态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参与社会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第一点，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