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软肋让过年变成受罪
谁也不曾料到,2008年的春运,会陷入空前的困局。广州的情况是不是最严重的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的女儿还在杭州,我的侄女还在南京,我的弟弟还在安徽。他们都要赶回来过年。我天天看气象预报,只看到预警等级一步步提升;我天天关注领导动向,知道温总理去了湖南、广东,受灾区域至少波及了半个中国;我更是天天忐忑不安地祈祷,从女大学生被挤落铁轨以致殒命以后,别再出什么事故。但依然传来消息,说贵州一辆客车因路面凝冻而翻车,二十五位旅客在车祸中丧生;说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员从十万增至十七万,两天时间里,有百名旅客在寒夜中冻晕;说广州火车站附近已经找不到可以遮风蔽雨的地方,为了不至于一离身就不再有栖身之所,有的旅客竟然在人群中解决内急……突然,我厌恶起过年这个习俗。要不是数以亿计的人为了回家过年,这场寒流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可怕。但我们的文化基因、社会节律、经济运行、生活习俗,乃至于心理惯性……都决定了我们会有这么一个舍弃不了、又承受不起的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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