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人行》中，提到钱谷融先生因为《(雷雨)人物谈》又一次受到批判，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她就是我的师姐戴厚英。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是不陌生的。她是华东师大1956-1960届中文系学生，我1959年入学时，她快毕业了。

    那个年代的学习生活，现在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一到学校，竟然不上课，参与修订《辞海》，并美其名曰“教育革命”。每人拿一个词条，先核对引文出处。一句古文，到哪儿去找出处啊?刚进大学，类书不会查。好在有位先生被打成“右派”，安排在资料室，我们便请他代查《佩文韵府》。他就是学贯中西、大名鼎鼎的施蛰存先生。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施先生很凶，有点怕他。八十年代后施先生指导研究生，听他的学生说施先生待人是极和善的，与我的印象大不吻合。不过，虽然我们有点怕他，但还是敬重他的——作为“右派”而不因此低三下四，依然保持学者的尊严，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有所畏惧，实在好得很啊。后来恢复学者身份指导学生，对人谦和，很有亲和力，更是好得很啊!

    《辞海》的修订不了了之，于是便上课。经历了“反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