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断断续续地读过不少谷长春的杂文作品,但直到《少见多怪集》出版,才将他先前的七部杂文集一并找来读。从整体上觉得,谷长春的杂文写作早已成就气象,就国内杂文界言之,是很有特色,别具意义的。

    对于杂文写作来说,公民身份的自觉和作家身份的自觉,这种双重叠加的身份意识,以及角色自觉的清醒感知,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身份和立场,或模糊身份和立场,杂文岂能见针见血,又岂能见性见情,更遑论见人见心了。由此来看谷长春的杂文写作所别具的特色和意义,正孕育在他的角色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干部谷长春因文获罪成为“右派”,然而此时他却“没记性”,重操旧业,继续写杂文。其实他本可以不这样选择,多少“老右”归来,噤若寒蝉已成定势,弃文谋生看穿人生者实在不少,即使重返文坛,也大都弃杂文而去弄些“高雅”的艺术,岂不更妙更稳妥。而如谷长春这样的对杂文“执迷”者,只能说他太珍惜来之不易的公民权利及其社会责任,太不能忘情于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算是本性难移。尤其是谷长春的新时期杂文写作是在他长期为官的任上所为,他的“高官”生涯——甚至官至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没有使他身为执政者而舍弃杂文。通过写作,他的心始终以一个执政者的官员身份而与一个公民角色、知识分子角色相融通,三重角色如何结合而形成统一的局面,我想这正是谷长春杂文写作的难度、高度和基本面貌所在。

    从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一直到五十年代的“反右”,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杂文几乎在惯性的阶级斗争思维横扫与打压下偃旗息鼓。这造成了那个时代巨大的杂文焦虑。最终又有几个“不怕鬼”的人:邓拓、吴晗、廖沫沙,这几位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以高官的身份亲自出来写作并倡导杂文,其结果是“三家村”的全军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