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书店看到《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一书,翻了一下目录,毫不迟疑地掏钱买下。理由再简单不过,作者贾植芳曾与我有“一面之缘”,而书中“我的三朋五友”一辑,又写到两位我熟识的师长,一位是王中教授,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系主任;另一位是潘世兹教授,也在复旦大学,虽从未教过我,却又有数年的交往。

    与贾先生的“一面之缘”,记得是1986年夏季,我在该校新闻学院任教,有天中午去校门对面的教工食堂吃饭,看到迎面有位瘦小的老人缓步走来。同行的一位年长女同事轻轻地说了声“贾植芳”,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人停下脚步,与她聊了几句。那女同事向他介绍我:“系里的青年教师。对了,他也是山西人,和你是同乡。”我恭敬地称呼一声“贾先生”,没再言语。不知是听口音还是看外表,他断定我没有在山西生活过,笑着以浓重的家乡口音说:“你是晋籍沪人,我是沪籍晋人。”我一听,老人不愧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真是机敏,一句话就点出了我与他在籍贯意义上的异同。因被老人如此幽了一默,时隔二十多年还记忆犹新。

    贾植芳那年已七十岁,正是其一生中“夕阳无限好”的时光。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他从五十年代中期,陷于缧绁十数年,他的大名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院系尽人皆知,但他的全部经历却未必人所共知。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1937年,听闻“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回国,带笔从戎,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为此坐过日伪警方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又被中统特务关进大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