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衡》中的一篇文章里,梅光迪君说:“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种对于模仿与影响、国粹与欧化问题的感想。梅君以为模仿都是奴隶,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见则以为模仿都是奴隶,但影响却是可以的。国粹只是趣味的遗传,无所用其模仿;欧化是一种外缘,可以尽量容受他的影响,当然不以模仿了事。

    倘若“国粹”这个词,不是单指那选学桐城的文章和纲常名教的思想,还包括国民性的全部,那么我所假定“遗传”这一个释名,觉得还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主张尊重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艺上能够发展起来,造就有生命的国民文学。但是我们的尊重与希望无论怎样深厚,也只能以听其自然长发为止,用不着多事的帮助,正如一颗小小的稻或麦的种子,里边原自含有长成一株稻或麦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养护,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长,便反不免要使它“则苗槁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