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介绍我的文章，往往出于好心，隐去鄙人“阴暗面”，专讲闪光点。仿佛是头沐春光，脚踏锦绣，一帆风顺走上剧坛。有的评论者，说我能写戏是由于自幼唱戏，熟悉舞台；比较了解我者，则说是由于从小自修，熟悉诗文；更具眼光者，发现我是个“杂种”——艺人和书生集于一身，兼备两种“童子功”……。以上各有道理，本人甘苦自知，补充“交代”：我之所以现在勉强能写几个剧本，原因是我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戏剧，不!对人生保持了那么一点“独立思考”。

    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解放初期，我刚十岁，早已粉墨登场，小乖而已，绝非天才。只有两个优点：一是唱戏之余总想看书，二是看书之间总爱联想。例如演出《潘金莲》，我扮郓哥，台前卖梨儿，台后捧着郭老的《少年时代》，读到少年沫若单恋嫂嫂，不禁与台前潘金莲单恋小叔子挂上钩来。异想天开，便去问我那搞编剧兼司鼓的父亲：“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叔嫂关系又会怎么样？”这问题涉及政府伟人，吓得谨小慎微的家父连忙制止。一顿臭骂使我没法再问，只好去“独立”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