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的这篇杂文《明年又是什么年呢？》，通过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化市场的生存状态的观察入手，为我们揭开那个时代历史画卷的一角。

    开篇欲抑先扬，摆出所谓“杂志年”的“名不虚传”之处，“今年新出版的定期刊，大约有四百多种——新增了十倍左右。”

    作品指出，这期刊市场的表面“繁荣”背后，却暗藏着四伏的社会危机：杂志的风行，不是因为读者多了，而是因为办杂志的多了；办杂志的为什么多了呢？因为书店老板“出书难”，“只好将资本运用到定期刊物方面”；是什么造成“出书难”呢？在当时原因很多，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其中之一便是“读者的钱袋不像从前那样饱满了”。从文化市场的“不景气”到社会民生的凋敝，逻辑推演自然而合理。

    更加可悲的是，所谓“杂志年”这一点表面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