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与杂文”，在前言后记里，在自述与访谈文章里，我已说了很多，大体不外三层意思。

    一是，写批评性、思辨性的文章，可能基于我好辩的性情吧。孟子说他“好辩”是“不得已”。这“不得已”，一是说客观上人世间有许多不平事不明理，需要人讲；二是说自家个性中有忍不住表达的冲动。“好辩”个性不表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讨厌“话痨”和“麦霸”，而在书面表达上却常有辩驳冲动。

    追根溯源，我的“杂文”写作，可说是从贴“大字报”开始的。在生产队做记工员期间，我给姚新章叔叔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像杂文，叫《政工员变成了争工员》。新章叔是当时罕有的上过初中的农村人，身为独子却报名参军，从空军转业回家，做农活显然不如同龄男劳力，每个月评工分时，他都要为自己辩护一下。我这篇“杂文”很刻薄，拿他的(生产队)民兵排政工员身份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