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祖上世代为农。我的父亲一度津津乐道的是，解放后农村阶级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贫下中农：一贫如洗的清白人家，免遭批斗的光荣阶层。但这份荣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伴随我们兄妹三人的出生，结结实实的穷和实实在在的难，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这时，他才知道：穷不是件体面的事儿，而是件要命的事儿。

    为了摆脱这种穷和难，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这个迫切的愿望，或许能从每个期末，他在我们仨成绩单“家长寄语”一栏上，不厌其烦地重复写下那句名言中窥见一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很快，他就发现，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读懂这句话的深意。

    二

    我哥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比我大四岁。我妈怀他时，感染病毒，无钱医治，他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只眼几近失明。因家庭贫困，求医无门，直到娶亲成家，他那只眼也没有做成手术。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聪明的人。

    他记性非常好，成绩也优异，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一直是我望尘莫及的对象。以至于教过他也教过我的乡村老教师，每批改我的卷子时，都叹口气说：“你的成绩要是像你哥，就好了。”

    自到乡里读初中，我哥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他和一帮男生混到一起，打群架，玩游戏，做坏事，被老师列入坏孩子的黑名单。

    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把他从学校带回来，关在西厢牛屋里含泪用皮带狠狠抽下去。不思悔改的我哥，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