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有一则列举了多人多个修缮项目：

    巡抚毕沅重修马嵬驿，太守伊秉绶重修王朝云墓，大令陈云伯在常熟重修河东君墓，虽然“皆民事之不甚急者”，但由于那些项目“易于传播，人人乐道之”，因此他们无不热衷于此。马嵬驿是杨贵妃死难的地方，王朝云是苏东坡的小妾，河东君即“真名伎”柳如是。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修缮古迹，更是在做文化事业。抓住这些噱头，就很容易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比“民事”要“甚急”得多。

    至于阮元在山东重修郑玄祠堂，在浙江重修朱彝尊故居曝书亭，巡抚江西时又重修汤显祖玉茗堂，唐仲冕在当苏州地方官员时重修桃花庵，林则徐在杭州孤山重修放鹤亭，陶澍、梁章钜在苏州重修沧浪亭，并且肇建五百名贤祠……显然是因为这些项目的文化影响力更深远，更便于提升自己的美誉度。钱泳认为，这要比毕沅等人高明一层。

    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这些“有文化”的形象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