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儿声响。

    终于，有一个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儿幸灾乐祸。乘公交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儿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儿。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張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需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了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