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还是“未雨绸缪”(2)
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化的特点决定了体系的建立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借鉴国内外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必要重复别人犯过的错误。
⒋中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能否做到高效可持续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一支精干的公共卫生专业队伍，能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和维护体系，能否体现高科技信息化，能否具有自我评价不断完善的可持续性功能。
⒌必须认识到中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资源分配上，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建设和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维护和完善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⒍我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重点是预防和应对。预防第一，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系统应该包括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十分有效的公共卫生项目和政策评价机制，强大的流行病调查和卫生事件监测能力，快速有效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和安全可靠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因此，该体系至少应有以下六个子系统，他们的有机整合可以达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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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效的体系必须有一个高智能的大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高权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指挥决策机构。该中心包括领导决策系统、指挥协调系统、监控督察系统和执行运作系统等。平时授权公共卫生 应对体系办公室组织、协调、演练，保证整个系统随时处于最佳准备状态，战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一经启动，即能24小时运转，信息畅通，资源充足，具有高效的指挥功能。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是关键。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将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信息武器保证。它包括传染病报告和监测系统，症状监测预警系统，临床预防信息沟通交流系统，临床和预防医学专家信息库和生物、化学、核威胁信息库。
疾病预防保健网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基石，包括三级预防保健网，现场流行病学队伍，现场实验室快速诊断系统，预防医学人才培训基地，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危机沟通和公共关系专业队伍和健康教育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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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治网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力。包括医院外医疗急救中心，三级医疗救治网络和中毒救治中心。
医药器械应急用品储备系统为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消除了重大公共卫生和灾难事件处理的后顾之忧。
危机监测和评价系统则监测危机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提供反馈，保证体系的高效率。同时，也对危机处理的策略和措施进行客观的评价，为体系的完善和可持续性做好了机制方面的准备。
“任重道远”——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认为，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
从全球看，当前疾病流行模式有三种：一是营养不良和传统的传染病，患病人群与较差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二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多是经济发展后与不良的个人生活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三是新生传染病(AIDS和SARS等)，与人口剧增、社会行为、环境危害和公共卫生设施不全等混杂一起，多发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都市并易形成全球传播。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实际存在着社会二元结构的情况。三种疾病流行模式存在于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地区，卫生服务需要量大且差异明显。可以说，当前我国疾病流行模式是世界疾病流行模式的缩影。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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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春天完成的“中国医疗卫生评估”报告，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的地区差异非常严重。东南沿海地区的卫生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西部地区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比东部沿海地区要高出三四倍，而且很多人死亡于很容易治疗和防疫的疾病，如产科病、婴儿破伤风、肺炎和腹泻。研究表明，关于产妇的统计数据也同样遵循这一地区模式，每10万名产妇中，上海仅有9.6个产妇死亡，而新疆和西藏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61和466。统计数据还表明，结核病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染病，发生率呈上升势头。西部的传染率要高于东部的50%。更为严重的是，到目前为止，90%的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任何一种社会医疗保障。1998年的数据表明，28.3%的村民所享受的普通医疗服务由于经济的原因逐年下降，63.7%的村民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接受的医疗服务水平下降。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得不退出必需的医疗服务，形成贫与病的恶性循环。据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中有一半因病改贫，因病返贫。
SARS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这只不过展示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健康问题的冰山一角。SARS在中国带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危机，不过是未来多种突发性危机事件降临之前的一次预演。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据亚洲银行初步统计，SARS在全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90亿美元，在中国大陆损失达179亿美元，占GDP的1.3%，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损失达120亿美元，占GDP的7.6%。SARS也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团结和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它更像一声警钟，唤醒了全社会对公共卫生和社会全面发展重要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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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爆发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网与城乡防病体制几乎处于瘫痪或崩溃状态，是众所周知的情况。全国范围内“重病轻防”的思想严重回潮并笼罩着整个医疗卫生界，我国健康体系的社会投入本来就很少，2000年仅占GDP的5%，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GDP占有率。而近些年来，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分布又呈畸形发展，个人投入占到这部分投入的2/3以上。广大农村的农民缺医少药现象严重，一些地区连基本预防接种都发生了问题。医疗卫生改革本应是作为公益事业加以统筹，片面强调市场机制以及私有化，使经济效益、金钱第一成为公办卫生单位的首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人民利益形同摆设，有时连这种摆设都不要了。关于全国县级公共卫生机构的运转情况，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这样评价：三分之一在运转，三分之一在挣扎，三分之一不行了。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早已不是一块净土，这里的腐败现象是和社会其他领域同步的，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SARS突袭暴露了我国社会对传染性疾病危害性认识不足、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不完善的漏洞。非典过后，人们对如何在常态下保持有序管理、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从容应对、公共卫生高效地保障人民的健康等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去年四月中旬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公开、透明的做法，公布疫情、颁布有关法律法规，撤换不负责任的官员，基于科学规律采取大规模人群检疫和隔离措施——“四早措施”，动员全国方方面面力量，依靠科技抗击疫病灾害，拨出大量公共财政承担SARS救助费用，拨款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WHO与各级政府和工商界、科技界合作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控制了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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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给我们上了一堂极好的公共卫生和社会危机事务处理的课。最近我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的国策，即五个统筹，或五个协调发展。要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也即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区域间平衡发展(东部、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科学的发展观，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定于对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的把握，基于对人性、人的权利自由等人类社会观念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基于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重大目标所提出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社会走向成功的标志。
从国际经验来看，能否成功地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的爆发和蔓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建立一套传染病监测体系，当传染病的发病情况出现异常数据或有新的疾病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地预测和汇报。当疫情出现的时候，要有一支精干的队伍直赴现场，调查疫情并根据事态的发展随时提出对策方案。实验室的研究迅速提供对疾病诊断、治疗的技术支持，在这方面，由于很多病情是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需要各国之间密切加强合作。流行病学研究应该对疾病爆发的前因后果、疾病的传染途径，尤其是疾病与人类行为、环境因素的关系做出分析，帮助公共健康部门在防治和控制疫情的时候科学决策。加强医生和兽医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病菌从动物向人类传染的动向。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健康体系，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支持、训练和装备公共健康工作人员、加强对公众的普及和宣传等。要有一个高效的危机处理小组，在防治和控制传染病的过程中，要保证物资、人力和资金的调度畅通无阻。有效的公共沟通和公共关系策略，和国内外媒体、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度过危机之后，应该对危机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做出科学评判，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对可能在未来出现的问题，如病毒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态系统的破坏、食品和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等进行前瞻性、多学科的研究，提供有关的预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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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危机以及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公共卫生管理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他提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改革的措施：
各级政府要更加重视公共卫生建设，更加重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加重视对社会的管理。建立并推广危机应对机制；公共财政支持改革公共卫生体制；政府应该有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调整政府施政目标；要强调信息、数据获取、整合的能力，实行信息公开化，成为科学决策的基本依据。
加强卫生管理体制改革。从国际经验看，健全、高效、低成本的卫生体制的特点，一是具有着眼于个体的医疗系统，二是具有着眼于群体的公共卫生系统，三是具有卫生筹资系统，四是具有着眼于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执法监督系统，五是具有着眼于医学技术进步的生命科研系统。这些系统都围绕着保护和增进国民健康为目的，相互依存、配合和支持，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系统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卫生工作，影响国民健康。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好卫生工作，直接做好公共卫生和执法监督，部分参与医疗、筹资和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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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过SARS事件之后我们应当形成共识：只有经济增长、无社会发展或者只有收入增长、无健康增进是“跛脚”的发展观，社会发展应当成为发展的中心目标和重中之重。这包括为人民创造就业岗位，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提供基础教育、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机会，为人们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 在公共卫生领域内的投资，再也不能被认为是社会消费性负担，而应看作是国家和社会的战略性投资，当前尤其是要看作一种战略性投资机遇，它与我们修筑高速公路，全国电网的重要性一样，可能与教育一样更为重要。健康就是GDP!
法制先行，依法行政。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法制要先行，必须严格依法行政。需要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时将采取如隔离等强制措施，影响人身自由，按我国的法治原则，要有法律授权才能实施。我们有传染病防治法，政府可按授权采取适当措施，但还可能有其他突发事件，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
建立健全国家统一的处置突发事件指挥系统和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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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型农村医疗体制。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预防医学人才队伍是当务之急。
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中政府、消费者和提供者三方关系的新框架。
加大教育和培训，提高全民的公共卫生管理意识。
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不仅要加强与WHO以及各国政府的官方合作，建立全球化的公共卫生的监测网络和情报交流体系以及共同决策机制，也要通过NGO，学术界(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工业界的参与，来加强包括人员培训和技术转移在内的能力建设。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更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的未来发展，我们任重道远，需要各方面的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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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是整个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事业。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人类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健康发展，这就是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寿命的不断延长，而这主要是通过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的。如果公共卫生状况很差，各种疾病流行失控，健康水平低下，人均寿命短，那么，这个社会中的经济不管如何发达都是没有意义的。公共卫生问题不能解决，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存，即使经济取得一些发展，也会被消耗殆尽。因此，公共卫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医学科学的范畴，而具有极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公共卫生的指标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公共卫生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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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五种事件：
1、重大传染病疫情；
2、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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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食物中毒；
4、重大职业中毒；
5、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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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3月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卫生事业，今年重点抓好三件事。
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做好非典型肺炎、艾滋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二是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要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逐步建立由政府组织和引导，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确保农民群众受益。
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卫生资源，发展社区卫生事业，改进医疗卫生服务。同时，在城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上 页 ], 百拇医药(陈宏宇)
⒋中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能否做到高效可持续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一支精干的公共卫生专业队伍，能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和维护体系，能否体现高科技信息化，能否具有自我评价不断完善的可持续性功能。
⒌必须认识到中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资源分配上，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建设和公共卫生应对体系的维护和完善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⒍我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重点是预防和应对。预防第一，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系统应该包括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十分有效的公共卫生项目和政策评价机制，强大的流行病调查和卫生事件监测能力，快速有效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和安全可靠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因此，该体系至少应有以下六个子系统，他们的有机整合可以达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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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效的体系必须有一个高智能的大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高权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指挥决策机构。该中心包括领导决策系统、指挥协调系统、监控督察系统和执行运作系统等。平时授权公共卫生 应对体系办公室组织、协调、演练，保证整个系统随时处于最佳准备状态，战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一经启动，即能24小时运转，信息畅通，资源充足，具有高效的指挥功能。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是关键。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将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信息武器保证。它包括传染病报告和监测系统，症状监测预警系统，临床预防信息沟通交流系统，临床和预防医学专家信息库和生物、化学、核威胁信息库。
疾病预防保健网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基石，包括三级预防保健网，现场流行病学队伍，现场实验室快速诊断系统，预防医学人才培训基地，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危机沟通和公共关系专业队伍和健康教育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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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治网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力。包括医院外医疗急救中心，三级医疗救治网络和中毒救治中心。
医药器械应急用品储备系统为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消除了重大公共卫生和灾难事件处理的后顾之忧。
危机监测和评价系统则监测危机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提供反馈，保证体系的高效率。同时，也对危机处理的策略和措施进行客观的评价，为体系的完善和可持续性做好了机制方面的准备。
“任重道远”——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认为，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
从全球看，当前疾病流行模式有三种：一是营养不良和传统的传染病，患病人群与较差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二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多是经济发展后与不良的个人生活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三是新生传染病(AIDS和SARS等)，与人口剧增、社会行为、环境危害和公共卫生设施不全等混杂一起，多发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都市并易形成全球传播。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实际存在着社会二元结构的情况。三种疾病流行模式存在于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地区，卫生服务需要量大且差异明显。可以说，当前我国疾病流行模式是世界疾病流行模式的缩影。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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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春天完成的“中国医疗卫生评估”报告，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的地区差异非常严重。东南沿海地区的卫生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西部地区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比东部沿海地区要高出三四倍，而且很多人死亡于很容易治疗和防疫的疾病，如产科病、婴儿破伤风、肺炎和腹泻。研究表明，关于产妇的统计数据也同样遵循这一地区模式，每10万名产妇中，上海仅有9.6个产妇死亡，而新疆和西藏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61和466。统计数据还表明，结核病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染病，发生率呈上升势头。西部的传染率要高于东部的50%。更为严重的是，到目前为止，90%的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任何一种社会医疗保障。1998年的数据表明，28.3%的村民所享受的普通医疗服务由于经济的原因逐年下降，63.7%的村民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接受的医疗服务水平下降。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得不退出必需的医疗服务，形成贫与病的恶性循环。据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中有一半因病改贫，因病返贫。
SARS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这只不过展示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健康问题的冰山一角。SARS在中国带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危机，不过是未来多种突发性危机事件降临之前的一次预演。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据亚洲银行初步统计，SARS在全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90亿美元，在中国大陆损失达179亿美元，占GDP的1.3%，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损失达120亿美元，占GDP的7.6%。SARS也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团结和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它更像一声警钟，唤醒了全社会对公共卫生和社会全面发展重要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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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爆发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网与城乡防病体制几乎处于瘫痪或崩溃状态，是众所周知的情况。全国范围内“重病轻防”的思想严重回潮并笼罩着整个医疗卫生界，我国健康体系的社会投入本来就很少，2000年仅占GDP的5%，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GDP占有率。而近些年来，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分布又呈畸形发展，个人投入占到这部分投入的2/3以上。广大农村的农民缺医少药现象严重，一些地区连基本预防接种都发生了问题。医疗卫生改革本应是作为公益事业加以统筹，片面强调市场机制以及私有化，使经济效益、金钱第一成为公办卫生单位的首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人民利益形同摆设，有时连这种摆设都不要了。关于全国县级公共卫生机构的运转情况，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这样评价：三分之一在运转，三分之一在挣扎，三分之一不行了。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早已不是一块净土，这里的腐败现象是和社会其他领域同步的，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SARS突袭暴露了我国社会对传染性疾病危害性认识不足、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不完善的漏洞。非典过后，人们对如何在常态下保持有序管理、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从容应对、公共卫生高效地保障人民的健康等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去年四月中旬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公开、透明的做法，公布疫情、颁布有关法律法规，撤换不负责任的官员，基于科学规律采取大规模人群检疫和隔离措施——“四早措施”，动员全国方方面面力量，依靠科技抗击疫病灾害，拨出大量公共财政承担SARS救助费用，拨款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WHO与各级政府和工商界、科技界合作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控制了疫情。
, 百拇医药
SARS给我们上了一堂极好的公共卫生和社会危机事务处理的课。最近我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的国策，即五个统筹，或五个协调发展。要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也即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区域间平衡发展(东部、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科学的发展观，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定于对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的把握，基于对人性、人的权利自由等人类社会观念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基于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重大目标所提出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社会走向成功的标志。
从国际经验来看，能否成功地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的爆发和蔓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建立一套传染病监测体系，当传染病的发病情况出现异常数据或有新的疾病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地预测和汇报。当疫情出现的时候，要有一支精干的队伍直赴现场，调查疫情并根据事态的发展随时提出对策方案。实验室的研究迅速提供对疾病诊断、治疗的技术支持，在这方面，由于很多病情是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需要各国之间密切加强合作。流行病学研究应该对疾病爆发的前因后果、疾病的传染途径，尤其是疾病与人类行为、环境因素的关系做出分析，帮助公共健康部门在防治和控制疫情的时候科学决策。加强医生和兽医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病菌从动物向人类传染的动向。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健康体系，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支持、训练和装备公共健康工作人员、加强对公众的普及和宣传等。要有一个高效的危机处理小组，在防治和控制传染病的过程中，要保证物资、人力和资金的调度畅通无阻。有效的公共沟通和公共关系策略，和国内外媒体、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度过危机之后，应该对危机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做出科学评判，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对可能在未来出现的问题，如病毒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态系统的破坏、食品和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等进行前瞻性、多学科的研究，提供有关的预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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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危机以及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公共卫生管理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他提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改革的措施：
各级政府要更加重视公共卫生建设，更加重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加重视对社会的管理。建立并推广危机应对机制；公共财政支持改革公共卫生体制；政府应该有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调整政府施政目标；要强调信息、数据获取、整合的能力，实行信息公开化，成为科学决策的基本依据。
加强卫生管理体制改革。从国际经验看，健全、高效、低成本的卫生体制的特点，一是具有着眼于个体的医疗系统，二是具有着眼于群体的公共卫生系统，三是具有卫生筹资系统，四是具有着眼于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执法监督系统，五是具有着眼于医学技术进步的生命科研系统。这些系统都围绕着保护和增进国民健康为目的，相互依存、配合和支持，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系统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卫生工作，影响国民健康。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好卫生工作，直接做好公共卫生和执法监督，部分参与医疗、筹资和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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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过SARS事件之后我们应当形成共识：只有经济增长、无社会发展或者只有收入增长、无健康增进是“跛脚”的发展观，社会发展应当成为发展的中心目标和重中之重。这包括为人民创造就业岗位，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提供基础教育、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机会，为人们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 在公共卫生领域内的投资，再也不能被认为是社会消费性负担，而应看作是国家和社会的战略性投资，当前尤其是要看作一种战略性投资机遇，它与我们修筑高速公路，全国电网的重要性一样，可能与教育一样更为重要。健康就是GDP!
法制先行，依法行政。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法制要先行，必须严格依法行政。需要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时将采取如隔离等强制措施，影响人身自由，按我国的法治原则，要有法律授权才能实施。我们有传染病防治法，政府可按授权采取适当措施，但还可能有其他突发事件，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
建立健全国家统一的处置突发事件指挥系统和应急机制。
, http://www.100md.com
创建新型农村医疗体制。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预防医学人才队伍是当务之急。
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中政府、消费者和提供者三方关系的新框架。
加大教育和培训，提高全民的公共卫生管理意识。
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不仅要加强与WHO以及各国政府的官方合作，建立全球化的公共卫生的监测网络和情报交流体系以及共同决策机制，也要通过NGO，学术界(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工业界的参与，来加强包括人员培训和技术转移在内的能力建设。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更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的未来发展，我们任重道远，需要各方面的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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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是整个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事业。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人类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健康发展，这就是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寿命的不断延长，而这主要是通过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的。如果公共卫生状况很差，各种疾病流行失控，健康水平低下，人均寿命短，那么，这个社会中的经济不管如何发达都是没有意义的。公共卫生问题不能解决，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存，即使经济取得一些发展，也会被消耗殆尽。因此，公共卫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医学科学的范畴，而具有极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公共卫生的指标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公共卫生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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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五种事件：
1、重大传染病疫情；
2、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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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食物中毒；
4、重大职业中毒；
5、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最新链接
在2004年3月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卫生事业，今年重点抓好三件事。
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做好非典型肺炎、艾滋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二是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要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逐步建立由政府组织和引导，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确保农民群众受益。
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卫生资源，发展社区卫生事业，改进医疗卫生服务。同时，在城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上 页 ], 百拇医药(陈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