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在这种“草根探索”，使我们欣喜地看到地方政府自身公共责任感的苏醒，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直面政府在公共利益分配中的责任担当。

    以青县为例，该县的新城合举动是受新农合的启发而来的。在推行“新农合”的过程中，他们注意到城镇没有职工医保的居民是一个医疗保障“盲点”，他们请示上级怎么办，答复是尚没有政策。于是在群众的呼声中，县里就开始谋划自己搞。

    有一个场景给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家附近有一个菜市场，每到收摊，都有人来拣菜叶子回家吃，他发现这些人基本都是下岗、无业人员。“这个群体太苦了，政府欠他们的太多，我们的社会政策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在我们关注农民，但不能使一个群体得到了应有了保障的同时，而遗忘了另一个群体，这样是不公平的。”赵超英感慨地说。

    但是，在国家没有具体政策、没有上级财政补贴的情况下，推行新城合就意味着县财政要“自掏腰包”。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国家统一政策和部署下进行的，是对上级政令的服从和执行，而城市合作医疗，则是由这个县主动发起，需要自掏腰包。从一组数字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项决策的重量：正在推广中的农村合作医疗，每个农民每年出10元，中央财政出20元，省、市、县财政各出8、6、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