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糖”消亡之谜(2)
2000多公斤。
为了使尚存的蛔蒿不再继续受到损失，1962年9月，山东省卫生厅召集有昌潍专区药政管理、医药检验、中心药材公司负责人以及昌潍专区中心药材公司家属工厂负责人，研究土法生产驱除蛔虫药的问题。会议批准了“山道年”驱蛔糖浆的生产计划。此后，昌潍专区中心药材公司家属工厂在生产驱蛔糖浆过程中，采用了直火加热、铁锅煎煮浓缩的土工艺，生产了100毫升的“山道年”驱蛔糖浆14万瓶。因使用了未经提炼的从古巴进口的红砂糖，装驱蛔糖浆的瓶子是“大跃进”高潮期间当地一家工厂土法生产的产品，封口根本谈不上严密，致使大半“山道年”驱蛔糖浆发酵发霉，从而使3500公斤蛔蒿原料报废。
1964年，潍坊农场遇上了连续40天的阴雨连绵天气，成片的蛔蒿因水涝而绝产，未能收获一粒蛔蒿种子。幸亏潍坊农场一位老同志有远见之明，在1963年就利用密闭低温贮藏的土办法，在农场里的一口深井内保存了三瓶蛔蒿种子。1964年取出后，发现有两瓶蛔蒿种子是活的。这为潍坊农场以后的蛔蒿种植留下了一条生路。
, 百拇医药
经过长期栽培实践的总结，潍坊农场不仅逐渐摸清了蛔蒿的生长规律和病虫害的防治方法、水肥管理、良种繁育等技术的运用下，在种植方法的改革上，也逐渐由冬季育苗移栽改为春季育苗移栽，之后，又逐渐改为大田直播。这样做的好处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有效地提高了蛔蒿的种植质量。
1965年，经过昌潍专区有关部门同意，潍坊农场将蛔蒿种植推广到潍县、安丘两个县的部分农村生产队。蛔蒿开始有步骤地、较大面积地推广种植。
“十年动乱”让“山道年”的种植与产销都遇上了灭顶之灾。蛔蒿的命运和种植它们主人的命运一样，都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厄运。
一种厄运是潍坊农场的几位领导都遭到了无端批斗的同时，经过该农场多年实践优选的高含量蛔蒿的种植阳也惨遭毁坏，眼看就要成熟的蛔蒿被“造反派”割得一塌糊涂。
另一种厄运是潍坊农场的“造反派”以技术保密是“反革命修正义路线”为名，将该农场经过多年总结的蛔蒿种植的技术秘密向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公开，潍坊农场在付出二十年探索努力后，被迫停止了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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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开始种植蛔蒿，其他各县也纷纷开始种植。到1976年，昌潍地区(1967年昌潍专区改为昌潍地区，辖县级市潍坊与益都等14县)种植蛔蒿的土地面积达到18000多亩。在以后的几年里，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继续地向上攀升。
在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急剧向上攀升的情况下，山东省内的烟台、德州等地区的制药企业也纷纷上马生产“山道年”驱蛔药，造成了“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一度饱和。
面临这种蛔蒿种植土地面积急剧攀升和“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饱和状态，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繁荣是表面的。就像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样，在胜利的同时，也会伴随着隐患。这种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急剧攀升和“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饱和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与蛔虫病作斗争的战场上遇到的一次很反常的现象，就像人在死亡前会出现“回光返照”的现象一样。这种现象，预兆着一次更大的挫折。
1979年蛔蒿因积压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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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昌雒地区所辖寿光、安丘两县的药材公司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同时开展了蛔虫普治工作。两县以在校学生为重点，“山道年”驱蛔药的第一次集中服药与第二次集中服药分别达到40万人和30万人，并且服药效果显著。为此，先是山东省卫生厅以及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然后，卫生部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推广上述两县三上在校学生为重点，全民服用“山道年”驱蛔药的经验。
1980年，卫生部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在辽宁兴城县召开了“全国蛔虫普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寿光、安丘两县药材公司的负责同志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向与会代表们介绍了寿光、安丘两县蛔虫普治工作的成功经验。
人们也许都想象不到，在取得上述令人振奋成绩的时候，在以后短短的两年内，“山道年”驱蛔药和蛔蒿在昌潍地区乃至我国竟然一下子绝迹，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
早在此之前的1979年，昌潍地区的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由于“山道年”驱蛔药的库存积压，都终止了提取原料菊科植物蛔蒿的种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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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剂型淘汰种子消亡
1982年9月，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对包括“山道年”驱蛔药在内的127种药品与剂型予以淘汰。
为了让艰难发展起来的“山道年”驱蛔药和提取原料蛔蒿不因其剂型被淘汰的原因，而使提取原料蛔蒿绝种，潍坊市县两级(1981年昌潍地区易名为潍坊地区。1983年潍坊市组建为地级省辖市)药材公司的一些老同志只好将一些蛔蒿种子装入大瓶子里置入深井进行贮藏，但是，这种贮藏的土办法只能在较短时间里有效，时间一长，只能枉然。
应该说，淘汰一种药品的剂型不等于淘汰这种药品的提取原料，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国制药史上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还是眼睁睁地发生了!
在1985年发生的事情是令人们刻骨铭心的，在这一年，全国各地求购驱蛔药提取原料蛔蒿的函件雪片般飞到了潍坊市药材公司。一些外地供销人员亲赴潍坊采购，带来了十分丰厚的条件。但是，当他们终于明白了蛔蒿在潍坊市乃至全国已经绝种的现实，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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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是蛔蒿的第一故乡，潍坊是蛔蒿的第二故乡，也是蛔蒿在我国延续了几十年的种植基地。在潍坊，具有蛔蒿生长发育的自然条件和以经验积累的种植技术。在这里发生的“山道年”消亡之谜是耐人寻味的。当“山道年”趋向积压的时候，却因信息不灵盲目发展；当“山道年”老剂型被淘汰以后，蛔蒿种植又仓促地下马，断绝了全国的种源；当“山道年”又出现紧缺的时候，潍坊却永远丧失了这一来之不易的优势。
面对这种现实，人们不禁在想：如果不是在二十多年前因头脑发热、信息不灵而将蛔蒿种植规模盲目地发展；如果不是当“山道年”老剂型被淘汰后，蛔蒿种植仓促下马；如果有人知道在二十年前曾发生蛔蒿绝产和药材公司的老同志将蛔蒿种子置入深井贮藏险情；如果偌大的潍坊市有一个明白人站出来大声疾呼……“山道年”消亡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也许，“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这句话，能够让人们从“山道年”消亡的教训中得到一些更为实际、更为有用的东西。, http://www.100md.com(王建贵)
为了使尚存的蛔蒿不再继续受到损失，1962年9月，山东省卫生厅召集有昌潍专区药政管理、医药检验、中心药材公司负责人以及昌潍专区中心药材公司家属工厂负责人，研究土法生产驱除蛔虫药的问题。会议批准了“山道年”驱蛔糖浆的生产计划。此后，昌潍专区中心药材公司家属工厂在生产驱蛔糖浆过程中，采用了直火加热、铁锅煎煮浓缩的土工艺，生产了100毫升的“山道年”驱蛔糖浆14万瓶。因使用了未经提炼的从古巴进口的红砂糖，装驱蛔糖浆的瓶子是“大跃进”高潮期间当地一家工厂土法生产的产品，封口根本谈不上严密，致使大半“山道年”驱蛔糖浆发酵发霉，从而使3500公斤蛔蒿原料报废。
1964年，潍坊农场遇上了连续40天的阴雨连绵天气，成片的蛔蒿因水涝而绝产，未能收获一粒蛔蒿种子。幸亏潍坊农场一位老同志有远见之明，在1963年就利用密闭低温贮藏的土办法，在农场里的一口深井内保存了三瓶蛔蒿种子。1964年取出后，发现有两瓶蛔蒿种子是活的。这为潍坊农场以后的蛔蒿种植留下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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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栽培实践的总结，潍坊农场不仅逐渐摸清了蛔蒿的生长规律和病虫害的防治方法、水肥管理、良种繁育等技术的运用下，在种植方法的改革上，也逐渐由冬季育苗移栽改为春季育苗移栽，之后，又逐渐改为大田直播。这样做的好处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有效地提高了蛔蒿的种植质量。
1965年，经过昌潍专区有关部门同意，潍坊农场将蛔蒿种植推广到潍县、安丘两个县的部分农村生产队。蛔蒿开始有步骤地、较大面积地推广种植。
“十年动乱”让“山道年”的种植与产销都遇上了灭顶之灾。蛔蒿的命运和种植它们主人的命运一样，都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厄运。
一种厄运是潍坊农场的几位领导都遭到了无端批斗的同时，经过该农场多年实践优选的高含量蛔蒿的种植阳也惨遭毁坏，眼看就要成熟的蛔蒿被“造反派”割得一塌糊涂。
另一种厄运是潍坊农场的“造反派”以技术保密是“反革命修正义路线”为名，将该农场经过多年总结的蛔蒿种植的技术秘密向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公开，潍坊农场在付出二十年探索努力后，被迫停止了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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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开始种植蛔蒿，其他各县也纷纷开始种植。到1976年，昌潍地区(1967年昌潍专区改为昌潍地区，辖县级市潍坊与益都等14县)种植蛔蒿的土地面积达到18000多亩。在以后的几年里，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继续地向上攀升。
在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急剧向上攀升的情况下，山东省内的烟台、德州等地区的制药企业也纷纷上马生产“山道年”驱蛔药，造成了“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一度饱和。
面临这种蛔蒿种植土地面积急剧攀升和“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饱和状态，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繁荣是表面的。就像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样，在胜利的同时，也会伴随着隐患。这种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急剧攀升和“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饱和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与蛔虫病作斗争的战场上遇到的一次很反常的现象，就像人在死亡前会出现“回光返照”的现象一样。这种现象，预兆着一次更大的挫折。
1979年蛔蒿因积压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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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昌雒地区所辖寿光、安丘两县的药材公司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同时开展了蛔虫普治工作。两县以在校学生为重点，“山道年”驱蛔药的第一次集中服药与第二次集中服药分别达到40万人和30万人，并且服药效果显著。为此，先是山东省卫生厅以及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然后，卫生部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推广上述两县三上在校学生为重点，全民服用“山道年”驱蛔药的经验。
1980年，卫生部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在辽宁兴城县召开了“全国蛔虫普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寿光、安丘两县药材公司的负责同志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向与会代表们介绍了寿光、安丘两县蛔虫普治工作的成功经验。
人们也许都想象不到，在取得上述令人振奋成绩的时候，在以后短短的两年内，“山道年”驱蛔药和蛔蒿在昌潍地区乃至我国竟然一下子绝迹，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
早在此之前的1979年，昌潍地区的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由于“山道年”驱蛔药的库存积压，都终止了提取原料菊科植物蛔蒿的种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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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对包括“山道年”驱蛔药在内的127种药品与剂型予以淘汰。
为了让艰难发展起来的“山道年”驱蛔药和提取原料蛔蒿不因其剂型被淘汰的原因，而使提取原料蛔蒿绝种，潍坊市县两级(1981年昌潍地区易名为潍坊地区。1983年潍坊市组建为地级省辖市)药材公司的一些老同志只好将一些蛔蒿种子装入大瓶子里置入深井进行贮藏，但是，这种贮藏的土办法只能在较短时间里有效，时间一长，只能枉然。
应该说，淘汰一种药品的剂型不等于淘汰这种药品的提取原料，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国制药史上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还是眼睁睁地发生了!
在1985年发生的事情是令人们刻骨铭心的，在这一年，全国各地求购驱蛔药提取原料蛔蒿的函件雪片般飞到了潍坊市药材公司。一些外地供销人员亲赴潍坊采购，带来了十分丰厚的条件。但是，当他们终于明白了蛔蒿在潍坊市乃至全国已经绝种的现实，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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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现实，人们不禁在想：如果不是在二十多年前因头脑发热、信息不灵而将蛔蒿种植规模盲目地发展；如果不是当“山道年”老剂型被淘汰后，蛔蒿种植仓促下马；如果有人知道在二十年前曾发生蛔蒿绝产和药材公司的老同志将蛔蒿种子置入深井贮藏险情；如果偌大的潍坊市有一个明白人站出来大声疾呼……“山道年”消亡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也许，“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这句话，能够让人们从“山道年”消亡的教训中得到一些更为实际、更为有用的东西。, http://www.100md.com(王建贵)